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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随着政务院内部达成一致，一道道由政务院拟定，经由皇帝御笔亲批的政令，如同雪花一般飞向大唐的各个官衙。

    新部门的组建，官员的调动，旧机构的裁撤，每一项都伴随着阵痛。

    整个长安官场，都处在一种既兴奋又焦虑的动荡之中。

    有人欢喜有人愁。

    欢喜的，是那些在旧有体制下被压抑，如今却在新政中看到机会的寒门士子和中下层官员。

    愁的，是那些早已习惯了旧有游戏规则，如今却发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被一点点剥离的旧勋贵和世家官僚。

    而在这场风暴的中心，魏征，这位大唐最著名的“喷子”，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坐标。

    那是在政务院常例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，李越私下召见了他。

    没有谈论朝政，李越只是给了他一本小册子。

    册子上，用简体字和白话文，讲述了一个前朝的故事。

    故事的主角，是宋时的一位府尹，名叫包拯。

    铁面无私，不畏权贵，为民请命，断案如神。

    魏征看着那句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”，抚须长叹。

    从那一刻起，魏征立下了一个志向。

    他要做大唐的包拯。

    他要让新成立的都察院和御史台，成为悬在所有官员头顶的利剑，让那些贪官污吏，闻风丧胆。

    而李越，作为政务院的总理大臣，他始终盯着整个体系的改革。

    他很清楚，任何改革，都不可能一帆风顺。

    总会有刺头，总会有不信邪的人跳出来。

    毕竟，在古代官场文化里，互相掣肘，阳奉阴违，几乎是一种常态。

    而第一个跳出来的，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衙门。

    度支司。

    在旧有的三省六部制下，度支司隶属于户部，掌管着全国的财政收支。

    它的位置不高，司官最高不过五品。

    但它的权力，却大得惊人。

    这是因为，古代的财政制度，是一种“家产制”与“估量制”的混合体。

    国家没有明确的预算概念，各项开支，往往都是临时估算，按需支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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